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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和她们，构成了近20年中国信息产业飞速腾飞的基础。从2001年起引入中国的网络游戏，成为了中国整个信息行业上最大的一股持续现金流，弥补了中国广告商支付能力的欠缺。从网易、搜狐、盛大到腾讯，中国互联网上总有一半左右的大型公司以游戏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其他公司则很大程度上分享游戏公司为了流量付出的广告费和渠道费。在游戏中学习到经验的开发者们，成为了新一代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核心员工，他们和印度的代码外包工人不一样，懂得怎样用类似游戏的手法去吸引一般人使用他们的网站和软件。使用中国开发的网站和应用的西方人，可能会对这些产品和游戏的相似性感到诧异：在这些应用中，充满了类似“登陆奖励”、“拉新奖励”、“转发拼团”、“观看积分”、“打赏排行榜”这样你在Facebook或Youtube上不会看到的创新设计。在这场信息革命中，中国已经拥有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名位置，中国的信息巨头和跟随者们建立了几乎可以和英语互联网分庭抗礼的汉语互联网。中国在软件和互联网方面的优势，理所当然地扩展到了硬件平台上：到了2010年代末，中国已经是智能手机的最大生产国。当雷军再次访问印度时，他已经不是前来虚心学习经验的金山公司代表，而是雄心勃勃要攻陷印度市场的小米公司总裁。这是2001年访问印度的中国软件企业家们，和接待他们的印度外包软件巨头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未来。正是中国年轻游戏用户对游戏和信息技术的热情，让中国和印度在信息革命中的位置变得如此不同。这种对比效果甚至不仅限于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去看欧洲经济的构成，会惊讶地发现，国民喜欢呆在室内玩游戏的北欧国家信息产业在GDP中的占比，远远高于国民喜欢更加“健康而传统”的聚会和喝酒的中欧、南欧国家。

我国的基金公司有着天然保守的一面，这主要与国内基金的考核方式有关。与国外相比，我国基金经理显然不得不考虑年内基金业绩与排名，甚至需要考虑季度、半年度排名问题，所以基金经理天然就没办法看得过于长远。对投资者来说，只要意识到这种状况即可，然后在此基础上去选股或判断机构动向。

不知业内看到上述所谓自动驾驶的标准及相关厂商的自动驾驶系统作何感想？我们认为，模糊的界定标准，尤其是需要人类驾驶员干预的前提下，自动驾驶系统非但没有减轻人类驾驶员的压力（要准备随时介入），反而可能会比自己亲自驾车更紧张（例如决定是否干预？选择干预的时机？干预的力度等诸多相比较自己亲自驾驶平添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这些因自动驾驶甩给人类干预的决策过程会延误宝贵的时间）。

现在的纾困行动不透明，公众不知道选择纾困对象的标准是什么，经过了什么程序，被纾困的企业将来如何偿还纾困资金，等等。有些上市公司一纸公告称得到了纾困资金的支持，但对公司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如何化解，将来偿还纾困资金有什么计划安排等等，只字不提，信息披露很不充分。一些公司把纾困资金当成天上掉馅饼，不拿白不拿，却不想承担任何义务。正业科技能够拿出8000万元现金来分红，为什么还要得到纾困资金的援助？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融资得到的资金是否用在了上市公司身上？如果控股股东把资金都用在了自己身上，出现股权质押危机是他自找的，纾困资金凭什么要援助他？

恨铁不成钢的“程序猿”百度是一家技术导向的公司，在公司内部，程序员比产品经理更有话语权，因此，大部分程序员都想加入百度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百度也为很多互联网公司输送了技术人才。我是2016年年底加入百度的，今年9月离开的。我从去年年底就犹豫要不要离职，那个时候我刚刚晋升，也想带领团队做出一些成绩。但今年上半年，我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位置上很难做出成绩。一来，晋升后，我被空降到部门内的另一个团队做负责人，组内的所有成员都比我了解目前的业务，一些老人根本不愿意听我的；二来，领导虽然给我调配了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但他还要服务其他团队，能够处理我安排下去的工作的时间并不多。这导致我的工作基本上没办法展开，后来整个部门调整领导的关系，团队几乎都散了。

责任编辑：张玉[文/观察者网堵开源]美国《防务新闻》网站7月25日报道，美国空军正开始拆卸多架库存的OV-10“野马”轻型螺旋桨攻击机，准备将其运往菲律宾。菲律宾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仍然在使用OV-10轻型攻击机的国家。美国提供的OV-10是此前曾在中东地区执行打击恐怖分子任务的，安装有较为先进航电系统并配备制导武器的型号。